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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无疑要求军队延伸和拓展其基本职能,将军事斗争准备的任务,从单纯应付军事威胁,转变为应付以军事威胁为主的多元化、综合性威胁。一旦有事,军队能不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显然,必须提高军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能战度”。所谓“能战度”,是一种短时间内快速、高效释放战斗力的能力,它同样也是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一)
和平时期,当生存没有面临重大威胁时,保障持续发展则应被放在优先位置。而无论恐怖主义、民族分裂,还是大规模自然灾害,如海啸、飓风、地震、洪涝、火灾、恶性传染性疾病等,无不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关乎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此外,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诸如信息网、电力网、核电站、能源基地、铁路交通、大型水利设施等,成为与国家利益攸关的重心和关节点。这些核心部位一旦受到人为或自然灾害的侵袭,都会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产生重大政治影响。显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天平上,保障国家发展权益的砝码,无疑将大大加重。
胡主席为我军确立的新世纪新阶段“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以及“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重要指示,就是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着眼我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新环境,对我军地位、作用的重新定位和精辟概括。军队作为武装力量集团,比任何组织都符合非战争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力量需求,其战略作用不可替代。军队在政治、组织、力量、手段等方面,不仅有武装集群优势,也有一定的专业优势,既能发挥稳定局势的政治作用,也能发挥化解危机的突击作用。实践证明,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军队只有及早介入,才能迅速遏止危机恶变的势头,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军队应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已成为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共同趋势,世界许多大国都把军队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军队改革的重要话题。2005年12月在印度召开的“军队灾害管理与挑战国际研讨会”上,各国就使用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展开讨论,主流意见是积极倡导军队应对非战争军事行动,强调把非战争军事行动纳入战备的范畴,并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在2005年应对“丽塔”飓风灾害的处置中,美军先后出动5万人参与救援,使“丽塔”灾害造成的破坏和损失,远远小于前不久发生的“卡特里娜”飓风。
长期以来,在传统安全威胁严重时期,我军一直把参加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一项义务,尚没有正式纳入军队职能范围——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周密的行动预案,高效的动员机制,特殊的专业装备以及有针对性的训练……往往事到临头,临时动员,随机准备,仓促应战。这显然与日益频发的非战争军事行动需求,有较大差距。军队必须拓展职能,不仅战场上打得赢,“灾场”上也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能战度”是一种衡量短时间内快速、高效释放战斗力的指标,如何提高军队在非战争行动中的“能战度”,已经历史地摆到军队面前。
(二)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殊性,表现在时机、任务、方式、指挥、环境等方面。例如,发生突然,安全威胁的时间、方式、地域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军队行动方向、任务、地域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准备仓促,不动则已,动则至急,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必须闻警而动,从灾难发生到军队赶赴现场,几乎没有准备时间;火速机动,提高“能战度”,不单纯指第一次能拉得出、开得动,有时往往是连续机动,频繁转换,立体输送,强调的是第一时间到达,在与时间赛跑中化被动为主动;任务复杂,一般都是十分艰巨,具有急、难、险、重的综合特征,与人民生命直接相关,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而军队往往没有经历过,局面异常复杂。上述特征,对军队的“能战度”产生特殊要求。那种以为具备战争能力同样也就具备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的看法,不能说错误,但至少已经被军队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反复证明是不全面的。
执行特殊任务,就必须具备特殊能力。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军针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频繁增加,大大加强了包括反恐、维和、人道主义援助、抢险救灾等内容的训练。《美军士兵非战争军事行动手册》明确指出,美军必须完成包括灾难救援在内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为全面提高军队的抢险救灾能力,美军就在基础训练中增加了“灾难预警与监控能力训练”、“灾难救援能力训练”、“灾区重建与管理训练”等三大内容。提高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战度”,必须加强非战争行动能力的教育和训练。
加强战斗精神训练。战斗精神是任何军事行动中最活跃的因素。非战争军事行动较之作战行动对部队战斗精神有着更加特殊的要求,没有战场上的硝烟战火与流血牺牲,但却伴随着更长时间的孤独、焦虑、艰辛、劳累、恐惧,特别是与自然灾害的搏斗,比战场上冲锋陷阵还要困难,是以另一种形式向生命的极限挑战。这就要求官兵具有坚强意志与过硬的心理,迎接挑战,不畏艰难,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视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流血牺牲心甘情愿。
加强基本技能训练。非战争军事行动靠的不光是热情和勇敢,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比如,震灾抢险中的定位技术,人员与物资的抢救,次生灾害防护等;水灾抢险中的险情探查,克服管涌、固定滑坡、处置坍塌、排除漏洞的方法等;制乱平暴中的法律知识、情况处置的方法及把握程度等,这些特殊的技能和方法,都需要平时有针对性的进行专业训练,必要时组织近似实战的演练。
加强联合行动训练。大规模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属于国家行为,其联合性特征突出,参与行动的既有军事力量又有非军事力量,既有解放军、武警部队又有民兵预备役人员,既有国内力量又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力量。军队除了自身协同外,还必须积极与地方政府和部门进行协调,重大行动需要与地方相关机构密切协作,形成有效处置危机的合力。军队的“能战度”包括了上述联动能力和协调能力,必须注重强化联合意识,充分发挥各种力量的整体效能。
加强背景政策训练。非战争军事行动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行动部队要广泛地与当地民众接触,争取当地民众的配合与支持。我国民族众多,民族与地区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各不相同,行动部队必须对相关政策和当地民俗有所了解,真正做到对其文化、宗教和民族习惯的尊重,进而争取广大民众的理解、配合与支持。
(三)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国家安全面临非战争威胁居多,强化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军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无论是理论、机制,还是装备、训练都存在不足,制约着部队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围绕非战争军事行动加强部队基础性建设,既是职能所系,也是提高“能战度”之所需。
非战争军事行动比战争更难预测,制定完善的行动预案是保证部队快速展开、快速行动的基础。美、俄、日等国军队都非常重视非战争军事行动预案的制定,并通过演习实践不断修订和完善,对部队在紧急情况下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我军需要针对国家面临非战争安全威胁的实际,加强情报预警研究,借鉴国内外大量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的经验教训,在探索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合理区分任务,妥善制定不同方向、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非战争行动计划和方案,确保一旦有事,处变不惊,快速反应,高效运转,提高“能战度”。
非战争军事行动参与力量众多,有时跨区(跨国)行动、军地联合,行动部队往往接受非军方的领导或军地双重领导,协调行动异常复杂。因此,确定权威、高效、联合、顺畅的指挥体制尤为重要。在结局悲惨的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救援中,美国民众之所以对政府和军队都表现出极大不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指挥协调不力,政府和军队相互推诿扯皮。目前,我军对非战争军事行动指挥协调,应以《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预案》为主要依据,同时还要认真总结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完善职能,明确责任,自上而下地建立军地联合、上下通畅、左右协调、运转高效的指挥体制。
军队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若没有与任务相适应的装备器材,“能战度”会大打折扣。据悉,美、日、韩等国少量军队装备了一些专用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救灾排险设备器材和非致命性武器装备,以备急用。面对日趋频繁非战争军事行动,我军也应投入专项经费,在一些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所必需的装备器材,这是有效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国防科技与军事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领域。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军事上的需要促成了国防科技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军事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在此同时还会促使军事领域不断发生变革,甚至导致出现军事革命;军事上的变革和战争提出了新的需要又会给国防科技发展以新的推动力。国防科技与军事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机制或逻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近几年来,新军事革命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实际上,新军事革命正是上述客观规律在军事高技术迅速发展这一特定条件下的反映。当然,国防科技与军事的关系还会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一、军事上的需要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的需要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5页)。同样的,作为整个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防科技,则是社会的特殊需要———军事需要的产物,而且这种需要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把国防科技推向前进。 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便产生了国防和国家间的战争。为了巩固国防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各国都力图掌握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手段,于是便组织专门力量研制武器装备,国防科技便由此产生。由于新的武器的发明和使用可以造成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从而使得“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从“手枪战胜利剑”的铁的事实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防科技对于军事及战争的重要影响,因此国防科技便愈来愈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正如科学学创始人丁·贝尔纳所认为的:“自古以来,改进战争技术,一直比改善和平生活更需要科学。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家具有好战的特性,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比其他需要更加急迫。各国君主和政府不那么乐于向其他研究工作提供津贴,都乐于向军用研究工作提供经费,因为科学界能研制出新的装备,而这种装备由于十分新颖,在军事上极为重要”。这里如实地指出了为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研制武器装备,是国防科技发展的动力和主要任务与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50年代至80年代末,在长达40余年的冷战岁月,美苏两国进行了激烈的军备竞争,两国都执行优先发展国防科技的战略,并要求国防科技部门为军队研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在战术技术性能上超过对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在军事需求的强烈刺激下,两国的国防科技发展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达到了极度的繁荣。许多其他国家在这种临战状态下也被迫采取相应的对策加速国防科技的发展。据统计,到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每年的国防科研经费累计高达800~1000亿美元。就这样,在冷战的军事需求的推动下,国防科技发展进入了军事高技术时代。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主要国家都调整了军事战略,压缩了军费开支,军事需求从原先既追求武器装备的数量又重视其质量转向主要追求其高质量,国防科技也因此而进入注重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新时期,即进入了“打什么仗需要什么武器就能研制出什么武器”的新时期。 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及三军,每年都要研究并提出美军的军事需求,同时根据这种需求制定和调整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计划。例如,1996年,美军又确定了新的未来11大军事需求,为满足这些军事需求还分别制定了国防科技“基础研究计划”、《国防技术领域计划》和《联合作战科学技术计划》,这些计划对所要研究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及武器装备所要达到的性能要求都有明确的规定。俄罗斯、日本及西欧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由于未来的军事需求主要是关于信息战能力的需求,因此有关国家的国防科技发展正紧密围绕夺取信息优势的信息战技术、C3I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等军事高技术开展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国防科技完全是在军事或国防的需要的推动下不断获得发展的。国不可一日无防,国防不可一日无科学技术。展望未来,世界各国的国防科技都将在军事需求的不断推动下,继续不断地获得发展,并随着军事需求的高技术化而日益走向高技术化。 二、国防科技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影响 军事上的需要导致国防科技的发展,而国防科技发展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必须不断研制出新型武器装备,因而必然对武器装备,即对军事技术手段产生重大影响。 总体上看,直接从事武器装备研制的国防科技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决定性的。这集中表现在:使武器装备的原理和种类不断多样化、结构逐渐复杂化、性能日益得到提高
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
1、军事变革已经成为超越军事领域的国家行为。
2、作战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在军事变革中居于先导、核心地位。
2、实现作战要素的一体化成为强力牵引军队转型的主要目标。
4、是科学技术群的综合集成发展。
为此,我们要:
1、增强忧患意识。和平时期,军队容易走向懈怠和保守。不防止和克服这两大“致命症”,搞信息化变革就不可能有强烈的紧迫感和自觉的内驱力。
综观信息化建设上得快、干得实的军队,忧患意识强是一大共同特点,惟恐今天掉队一步,明天落后一代甚至几代。即使是美军,对自己的军事能力也总是抱有差距感、危机感,时时担心被别人赶超,从而在推进信息化转型上不断给自己“拧发条”。
2、保持战略清醒。当今世界军事信息化是美国主导的,美军的信息化有自己的战略目的和国情条件。他们干的事情别人不一定都需要干或者都能干;他们宣扬的东西也并不一定都代表信息化发展的普遍趋势,其中还很可能有战略误导、心理威慑的炒作成分。
对于我们这支国力底子还不厚、现代化水平还不高、而现实军事斗争任务又很严峻的发展中大国军队来说,在信息化建设上也要保持“冷热”结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3、坚持国家行为。军事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但军队信息化需要巨额投入,光靠增加军费不是根本办法;军队的信息化可以走在社会的前列,但社会信息化是基础,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技术库、人才库和资金库。
因此,在发展信息化军事能力上,各国都是政府统筹,议会支持,全社会参与。俄罗斯和印度用来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中长期宏观规划,都是政府牵头制定,对国民经济信息化和军队信息化的双重需求作了通盘筹划。
扩展资料:
中国变革
因此,未来军队的组织体制在数量规模上将具有两个基本的发展趋向:
1,军队的总体规模将大幅度缩小。随着军队的信息化程度和作战能力的不断提升,缩减军队规模将是必然的趋势。拥有庞大的常备军将成为历史;
2,作战部队的建制规模将更加小型灵巧。未来军和师的编制将可能最终消亡,旅、营或更低级别的战术单位将成为主要的作战建制,并可能出现按作战职能编成的小型作战群或能够同时在陆、海、空等多维空间作战的一体化的小型联合体。
3、军队的编成将高度一体化。未来军队编成的一体化将主要表现为,将打破传统的陆、海、空、天等军种体制,按照系统集成的观点,建立“超联合”的一体化作战部队。
未来信息化战争是高度一体化的作战,使用传统的诸军种力量实施联合作战,已难以适应这种高度一体化作战的需要。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新军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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